沈钧儒

——矢志革命为民主  一身正气荡人间

来源：民盟蚌埠市委

他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一个坚强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杰出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是我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之一。

人物简介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沈钧儒祖居在嘉兴城内南帮岸2号，现在改建成为沈钧儒纪念馆。清光绪甲辰（1904）进士。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6年，他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触怒当局而遭入狱，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之后，他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人物经历

沈钧儒，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清光绪时进士。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

1909年夏，沈钧儒先生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监督（校长）；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救国会又发表救国宣言，同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1937年7月获释；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辩护。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1939年9月初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2月救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当选主席；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时，曾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解散，沈钧儒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后，于11月26日秘密离沪赴港，与章伯钧、周新民等于1948年1月领导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中间路线，恢复领导机构，重新确定民盟的路线和政策。发表紧急声明，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终于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全会决定沈钧儒与章伯钧以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春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在沈钧儒主持下，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表宣言，鉴于中国人民已翻身作主，救国会已完成历史使命，宣告光荣结束；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当选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1955年张澜主席逝世，沈钧儒任代理主席；1956年，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

思想主张

清朝末期沈钧儒主张立宪救国，认为立宪即改变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让人民有参政的民主自由权利。

辛亥革命后，他本着民国主义在民的精神，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要求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参与了“天坛宪草”和浙江自治省宪的拟定工作。在领导救国运动中，他参与制定的救国会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始终认为抗日与民主不可分，要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战，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针对抗战后国民党继续实行专制、压制民主、破坏法治，先后在国民参政会上两次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联署支持。

他和各抗日党派参政员一道，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保障人权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为了争取实现民主宪政，他和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旨在促成实施民主宪政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和救国会是共产党在争取政治民主化斗争中的忠实盟友。抗战胜利后，在沈钧儒的领导下，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其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他参与创办的《民主生活》周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认为当前一切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遭取缔后，他潜离上海赴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领导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义方面”。

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是沈钧儒法学思想的核心。沈钧儒认为，法制健全与否，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强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上世纪30年代，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罔顾法治，践踏民主，非法拘禁爱国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倡导冤狱赔偿运动。发表宣言说：“‘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此种至可惨痛之现象，竟存留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则斯民之不幸，果为何如？”并制定冤狱赔偿法草案送呈国民党中央采用，要求建立冤狱赔偿制，以保障人权，获得较广泛舆论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建立和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殚精竭虑，使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此外，沈钧儒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济世救民的优良传统，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他一生“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乐于助人，重视家庭，爱护子女，对后辈循循善诱，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为世人所称道，这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精神遗产。

七君子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牵动了沈钧儒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并于同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多次上书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爱国群众。沈钧儒等人又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在“九·一八”五周年当日，他不顾当局禁令，带头率几千人上街游行示威，不畏军警的铁棒刀枪，不理会蒋介石的点名警告。10月，又主持了鲁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参加的送葬礼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及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发表讲话、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张学良等国民党将领、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等等活动都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果沈老先生和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一同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沈钧儒先生被公推为家长。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坚决不写悔过书，坚持爱国无罪。在法庭上，“七君子”义正词严，驳得检察官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沈钧儒虽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审讯退庭后，他感慨万千，以诗抒怀：我不要这种胜利！眼看地图变了颜色；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那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祷着这一天：能把我的血，飞洒到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云上，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这才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我再也不要其他的胜利！他的诗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坚定信念。“七君子”的爱国行动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在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下，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他们。当他们走出狱门之时，各界群众闻讯赶来迎接，口号声、爆竹声高入云霄。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可以告慰于大家的是，我们出狱与入狱时一样，主张没有变更，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决定和过去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沈钧儒纪念馆

沈钧儒祖居在嘉兴南帮岸3号、始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头门在抗战初期被毁，仪门在70年代即已破敝不堪。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大厅、吉门和堂楼。1998年按原样重建，并将祖居辟为“沈钧儒纪念馆”，江泽民题书匾额。现纪念馆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740平方米。纪念馆前厅放置铜铸的沈钧儒坐像。前厅和堂楼陈列、展出的400多幅照片和100多件实物(生活用品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沈钧儒革命、奋斗的一生。(特邀编辑：张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