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文: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夯实治国理政之理论根基

   发布时间: 2017-03-15    访问次数: 36



引言:
    2016924日至25日,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2016年会在西南政法大学隆重召开。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鸣起先生,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教授,重庆市法学会秘书长陈忠东先生,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教授出席24日开幕式,并先后致辞。本文根据刘剑文会长在2016年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的发言整合而成。刘会长在会上反思和总结财税法学界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学术研究的现状,并追问:我们的贡献是什么,对全面助推中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贡献是什么,对中国法学的贡献是什么,对世界法学的贡献是什么?《财税法学动态》特刊此文,以飨读者。


    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200多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和实务部门的财税法学同事来到美丽的山城重庆,齐聚我国法学重镇西南政法大学,参加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我谨代表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鸣起先生亲临现场并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这是对我们的莫大鼓舞和鞭策,显示了中国法学会领导对我会工作的充分肯定。昨日,因飞机延误,张会长深夜赴渝参会,令全体参会代表和我十分感动,在此,我们向张会长致以深深的敬意。借此机会,感谢中国法学会研究部领导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感谢彭伶副主任专程前来参会支持;感谢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校长对财税法学科的支持;感谢为筹办这次年会付出辛勤劳动和作出重要贡献的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的领导和以张怡教授为首的会务团队,以及西南大学法学院、重庆大学法学院等协办单位;感谢法律出版社沈小英女士多年来赠书的义举。


    我多次出差来重庆,但我一直在想,此地为何取名“重庆”?不知各位同事是否也有相同的疑问。昨晚,我上网查询得知: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雾都、桥都,曾称渝州。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淳熙16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遂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可见,“重庆”是一个非常美丽、吉祥寓意的名字,更是一方福地。


    记得十年前,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2006年会就是在重庆召开的,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2016年会又相逢在重庆。“穿过季节的群山,越过时间的隧道”,十年过去了,借着重庆这个喜庆名字,我国财税法治、财税法学科和财税法学研究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十年来,财税法学人努力践行使命,奏响了财税法学发展的时代强音,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有关“财税法”思想和建议常常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成为上至主流媒体下至百姓口中频频引用的关键词,推进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也已成为全体纳税人的共识。重庆见证了财税法治、财税法学科和财税法学研究会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大幅提升的历史节点。


    我国财税法学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已走过了三十个年头。如果我们以2006年重庆会议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十年前,财税法的研究领域并不被重视,研究成果不被关注,研究队伍规模较小。总之,当时财税法学发展缓慢、步履维艰、困难重重,这是与那个阶段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法治进程相关联的。但是,我们一直坚信,“忍过了寂寞的黑夜,天就亮了;耐过了寒冷的冬天,春天就到了”。正是秉持着这种信念,我们迎来了财税立法和财税改革的繁盛时期,迎来了财税法学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也迎来了财税法学人一展学术报国理想的宏大舞台。


    各位代表、各位同事,试问我们研习法律、研习财税法,组建全国性法学社团的初心是什么?一年、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可以、也一定要予以反思和总结:作为财税法学人,我们的贡献是什么,对全面助推中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贡献是什么,对中国法学的贡献是什么,对世界法学的贡献是什么?


第一,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优先发展将基础理论研究,加速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和法学进步的学术体系建设。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法学界亦应当肩负历史使命,创造更多符合当前时代实践的理论和学术思想。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学科抑或法治发展中遭遇的诸多瓶颈,都与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有关。“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我们理性地选择重点突破,将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作为当前最为紧要的工作。


没有理论和学术思想指导的制度是没有灵魂的制度;同理,没有基础理论奠基的学科是没有灵魂和方向的学科,是难以做大做强的,在中国法学体系中也难以立足。于是,2013年在江西财经大学、2014年在浙江工商大学,先后举行了两次财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讨会,分别发布“南昌宣言”和达成“杭州共识”。2014年,我们还成立了财税法基础理论攻关小组,就60个基础理论问题安排专人重点研究。近三年的年会都增加了基础理论的主题,并设立专项奖励,我希望大家继续强化基础理论研究,持之以恒。毕竟,没有基础理论,就没有财税法学科的未来,就难以实现财税法学人学术报国的理想,就难以“坚持梦想,超越自我”。


    基础理论研究关系到一个学科、一个学会乃至法治的生命力。我们一直强调“良法善治”,那么,自然需要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和学术思想来指引制度的变迁、指导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如果一个学科没有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则其往往很难立足。而且,这些理论和学术思想应当是接地气的,即植根于中国的财税法实践,能够解释和回应现实的法律现象,并致力于解决现存的法治问题。近年来,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目睹了财税法学研究的进展和成就,并寄予厚望。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为国家法治提供理论支撑,因为理论和学术思想能够起到对实践的指导、推动、引领作用。“理论改变社会,思想构筑未来”,凡是重大的改革,其背后都需要理论来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力量,财税改革概莫能外,财税法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们呼吁“良法善治”,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怎么可能设计出好的制度?何谈“良法善治”?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在去年年会上,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在今年年会上,均对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殷切期望。要求我们应在问题导向的指引下,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并注重二者的结合;同时,应该以创新的思维、广阔的视野、发展的角度加强自身建设,勇于破除传统部门法的局限和束缚,坚持回应国家财税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这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总的来说,我国财税法学在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方面已经有了重要的突破,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税法学理论大厦的雏形和架构已经凸显,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主要包括“领域法学”“公共财产法”和“理财治国”这三大支柱理论。并且,形成和发展了“财税法律一体化”理论,进一步深化了纳税人权利保护理论、税收之债理论等的研究和应用。未来要在现有财税法理论的基础上,强化对上述三大支柱理论的研究力度。


    “领域法学”回答了财税法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学科定位问题。该理论的提出,回应了现代法学学科分类的棘手问题,通过反思传统部门法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解决重要领域和新兴领域重大问题过程中的局限性,进而尝试重塑所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功能和定位,与部门法学同构而又互补。这是不是财税法学人对整个法学的贡献呢?“领域法学”理论,以及“领域法”的治理逻辑,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这能否解读为官方对领域法学观念的认同呢?而领域法学概念早在四中全会之前提出的。


    “理财治国观”回答了财税法的目标宗旨问题。所谓“理财治国观”,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新理论新思想,即通过“理财”更好地实现“治国”目标的理念或者思维,它是民主理财、科学理财、法治理财的集大成者;其理论内核是对国家治理语境下财税法宗旨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从过程的角度讲,强调理财过程中的合理、合法、合宪;从目的的角度讲,强调理财目的是为民、为公、为国;从本质的角度讲,则是强调理财的法治性、现代性、公开性和公共性。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种治国理论的提出将财税法提升至国家治理的高度,体现了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为化解我国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具有启示性的思路。


公共财产法”则回答了财税法的属性特质问题。换言之,“公共财产法”理论对“财税法是什么”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财税法”等重大问题做了回应,澄清人们对于财税法认识的误区。公共财产法的要旨是规范和治理公共财产,限制或者控制政府的公共财产权力,来实现对纳税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公共财产法作为现代财税法的基石范畴,解决了学科发展的理论瓶颈,并有助于消除传统的对抗关系和偏见,树立一种良性互动、协作共赢的财税法治文化。


    应当说,上述三大财税法学支柱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财税法学界30年集体研究的结晶,尤其是近10年理论研究的高度凝炼。当然,它们的内容尚待充实和丰富,也仍需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这三大支柱理论是不是中国财税法学者的首创呢?


    再加上我们过去一直倡导的税收法定、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收之债、财政分权、财政控权、分配正义、财税程序正义等理论,构成了整个现代财税法的理论体系。


    财税法学界提出的“财税法律一体化”理论研究,这应属中国学者对世界的贡献,因为国外的税法与财政法研究是分开的,但中国学者以首创精神,打通了纳税人、征税人、用税人的内部逻辑和关联性,对税法与财政法进行整体主义思考和一体化研究,对此,很多国外教授也予以认可。近期,“金砖国家法律论坛”框架新设“财税法专业委员会”便是例证。


    这些理论创新和学术成果对我国财税法治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与近年来中央高层出台的若干重要政策文件中的诸多新提法、新精神不谋而合。


    第二,不忘初心,献身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全面助推法治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是我们的初心。民主与法治既紧密相连,又各有侧重。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公权力由于先天的优位性,最易越位或者缺位,而给公权力套上缰绳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好“钱袋子”法律来管权、管人、管事。其中,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财税体制旨在规范财政收支、监督财政权力,既是治国理政之基,又是推进我国民主政治、法治中国进程的重要突破口。


    财税领域的民主和法治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只有“税醒”的法治才是“睡醒”法治,只有“纳税人的同意”得到贯彻的民主才是基本的民主。在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中,有两项权力尤为关键,一为税收立法同意权,另一为预决算审批权。如果这两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如果人大的权力和能力建设得不到彰显,要想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进程,一定会障碍重重。在这方面,全体财税法学人脚踏实地,做了许多社会看得见、而且被中央决策层采纳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就拿近几年的热点事件来讲,2014年《预算法》修改实现了预算法理念的重大变化。新《预算法》开宗明义地提出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规划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蓝图,强化了预算民主、预算完整、预算公开、预算审查监督等原则和措施,从而实现了《预算法》从过去的治民之法到治官、治权之法的转变,这难道不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的体现吗?这与财税法学人在《预算法》修改过程中建言献策的努力密不可分。


    又如,经过财税法学人多年的呼吁,税收法定原则被写入了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等重要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后也多次明确表示要将税制改革纳入法治轨道,这怎不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呢?2015年,全国人大修改《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做了清晰、细化的规定。为使该法中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更加科学、完整,研究会成员通过各种渠道建言献策,最终促成《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在表决之前完成重大修改。试想,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要促使全国人大对已经交付代表讨论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出调整,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从以往的经验看,别说是做实质内容的改动,就算是修改一下标点符号也绝非简单。正因如此,研究会卓有成效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这在主流新闻媒体以及各大门户网站均有专题报道。


    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是人类社会法治的“两大基石”。我相信,大家在2015年推进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方面所付出的辛勤智慧一定会载入史册。尽管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但是,若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税收法定”概念在2015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法学界的自言自语,而在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税收法定”才真正成为官方语言、老百姓语言,并且得到全社会的公认。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了《环境保护税法(草案)》,并于9月份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相较于去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草案》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即该法中有关地方税授权立法的规定更加规范、明确和有度。在纵向授权层面,该法将部分税收要素的立法权授予地方人大,而不是地方政府,它改变了2010年的《车船税法》关于地方授权规定的立法模式;在横向授权层面,对国务院在税收减免方面的权力做出了很大的限制。《环境保护税法》是中央明确强调税收法定原则和《立法法》修改之后出台的第一部税收法律,它对我国未来的税种立法具有突出的标杆性、范本性作用,树立了基本的立法规矩,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为配合这个伟大的进程,财税法学界去年专门向高层递交了一份关于地方税授权立法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最终得到决策层的认可,《环境保护税法(草案)》可以视为其成效之体现。


    无疑,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触及税收深层次的归属,即税收来源于纳税人的财产,并且服务于全体纳税人。当前,我国多项税收立法正蹄疾步稳地向税收法定靠拢;以此为基点,未来更多的财政收支环节,例如规费、政府性基金、地方债等也有望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


    我们常说,互联网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世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致力在全社会推动的 “纳税人启蒙教育行动”已经二十多个春秋。不知您是否意识到,这一行动也正在静悄悄地在改变中国。倡导“纳税人”理念,尊重纳税人权利,是为了使政府和社会铭记,政府或者公权力机关运转的资金是来自纳税人,因而应当发自内心地尊重纳税人、敬畏纳税人、爱护纳税人,为纳税人谋福利,营造一种良性互动、协商共赢的税收法治新文化。因为“纳税人”既是治国理政之的根基,又是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原动力。纳税人既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又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和财政支出的目标。一个社会是否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决定了国家财税活动的正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程度,更是一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标志。我们一直强调“财税法律一体化”,征税人和用税人应当懂得如何去尊重纳税人、保护纳税人权利。这些年来,我们致力于推动财税法教育,而财税法教育不仅包括高校教育,还包括全民教育。既要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和诚信纳税意识,又要提升社会对纳税人的尊重度和纳税人的满意度。过去的二十年,我国对纳税人的态度已经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纳税义务人到纳税人的转变,从纳税义务到纳税权利的转变,从税收管理到税收服务”的转变,这确实是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


    总之,在助推民主政治和法治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方面,财税法学界建树颇多。无论是《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标准的听证,还是《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制定;无论是成品油消费税改革,还是“营改增”全面推行;无论是《预算法》修改,还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无论是环境保护费改税,还是房地产税改革和立法的推进,财税法学人都留下了智慧和汗水。这难道不是我们财税法学人的贡献吗?


    第三,不忘初心,推动全民的财税法教育,协同推进良性互动、协商共赢的现代财税法治文化体系建设。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56号文提出,“将税法作为国家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把税法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的税法宣传教育。开展经常性的税收宣传工作,增强全社会的税法意识。”并且提出,“要加强税务案件的专业化的审判。”这是财税法学人多少年的呼吁,如今已被写入党的重要文件中,这是否应当让我们感到自豪呢?我们在这几年推动财税法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法学硕士点、博士点建设以及专业硕士的建设中的成绩也应该是巨大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税法教育,而税法教育不仅包括高校教育,还包括纳税人教育。纳税人教育不仅仅是强调纳税人的权利教育,也包括纳税人的责任教育和守法教育。加强全民的财税法教育对整个社会来说极其重要,甚至具有政治和文化生态层面的意义。


    我国财税法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严重滞后性与财税改革、财税法治建设的紧迫性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其结果是,高水平财税法专业人才极其匮乏,这无疑不利于财税法治的达致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源处着手,即强化和推进财税法教育,特别是财税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将税法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所以,当前尤为紧迫和有效的举措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调整和完善法学本科课程体系,将“财税法”列入法学本科核心课程体系,强化和改革法学本科阶段的财税法教育。


    在课程内容上,应将财税法教育的内容拓宽到不仅包括“税”,还包括“财”,特别是嵌入“理财治国观”,以“公共财产法”理论为指导,因为不管是税法还是财政法,都应该强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此才能体现财政收入的公共性及民主价值,消除传统观念中税收的对抗性,基于“财税收支一体化”、“财税法律一体化”的立场,实现国家、社会与纳税人的和谐共荣。中央提出了“四个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加强财税法普及教育,有利于逐渐树立财税从公众中来、为公共所用的观念,形塑国家治理的新文化,增强财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矫正政府与纳税人之间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营造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协商共赢的现代财税法治文化。正如托尔斯泰所言,“思想上的努力,正如可以长出大树的种子一般,在眼睛里是看不见的。但,人类社会生活的明显的变化正发生于其中。”


    第四,不忘初心,倡导现代法学社团治理的理念和机制,高效推进激励财税法学人学术报国的组织体系建设。


    大家还记得,十年来,研究会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不规范到规范的历程,研究会现已成为中国法学大家庭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会。例如,在过去五年里,我们连续受邀在中国法学会研究会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并经常得到中国法学会领导的表彰,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激励。研究会现有理事已超过了280人,这在中国法学会属下应该是理事人数较多的研究会之一,但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大而不强。


    研究会高度重视规范化建设,尽可能做到每一项活动都要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树立规则意识。坚持合法、自愿和自律原则建设研究会。研究会是群众性的学术社团,其健康、有序发展靠什么?要靠章程。章程是研究会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的基石。章程是研究会最高效力的文件。4年前,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研究会《章程》是较先进的,体现了现代法学社团治理的理念和机制。会员代表大会是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常务理事会是理事会的常设机构;监事会是本会的内部监督机构;会长办公会议是在常务理事会领导下协调研究会各机构开展工作、处理本会重要日常工作的机构,秘书处是本会的办事机构。设立监事会是我们在全国法学社团中的首创。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倡导研究会文化建设,注重团队文化和平台文化建设。我们强调加强组织建设,实际上是在加强一种团队文化、平台文化建设。有人说,“孙悟空如果没有唐僧,他充其量就是个猴子;唐僧如果没有孙悟空,他充其量就是个和尚。”可见,孙悟空之所以能成为大圣,唐僧之所以能成为大师,这都是需要团队的,团队建设在学科建设中非常重要,正所谓“聚沙成堆,集水成河,汇川成海”。


    对内,研究会鼓励和支持成员成立本单位、本地区的发展平台,截至20169月,全国已组建了18个省级财税法学研究会。对外,研究会确立“站在中国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 的国际战略,与美国、欧洲和日本、韩国等,以及台湾地区建立了多元化的域外交流和合作平台。


    我们强调团队建设,是为了使每一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大家相互尊重。正因为如此,近十年以来,我国财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日新月异,其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中彰显出勃勃生机,而今“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静听大海潮起潮落,笑看天边雁去雁回。” 得益于中国法学会领导、中国法学会研究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今天的财税法学科着实已让人刮目相看,在中国法学大家庭中已有一席之地。


    各位代表、各位同事,过去的一年,研究会在中国法学会的领导和指导下,于201511月初形成了“1+6”模式的“中国财税法治研究方阵”。在此基础上,我们组建了“中国财税法治30人论坛”。我们希望能充分发挥研究会的人才优势和实体性科研机构的组织优势,打造一个多元化的财税法高端智库,为我国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提供智识支持。同时,继续发挥 “中国财税法前沿问题高端论坛”、“中国财税法博士论坛”等平台的作用。设立财税法青年优秀论文奖,不仅增强了学科回应社会诉求的能力,更充分发挥了发掘新秀、奖掖后学的功能,为研究会培养了后备人才。“两岸财税法论坛”、“中德税法论坛”的成功举办,强化了财税法学人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国际思维。


    各位代表、各位同事,本次年会是在一个特殊时点和关键节点召开的。这次年会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营改增”背景下的财税法治,另一个是领域法学及财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此次会议的成果较多,参会代表提交了12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增补了15位理事、1位常务理事, 6位学者获得了财税法基础理优秀论文奖,10位学者获得了青年优秀论文奖。在此,我代表研究会对新增的理事和常务理事,以及获奖的各位学者表示祝贺。本次研讨会有两个突出的亮点:一是强化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实务界人士与学者围绕个案,进行了激烈而友好的辩论,彰显财税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思想碰撞;二是增加学术互动沙龙,通过开放式学术交流,深入讨论财税法治热点问题,开展学术争鸣。


    各位代表、各位同事,我在今年年会上没有使用“同仁”二字,而是用了“同事”一词,因为我认为“同事”更为亲切,更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法律事业共同体,心心相依。“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人这一生能力有限,但是努力无限。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感染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精彩。”


    各位代表、各位同事,“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助推民主政治和法治中国的建设!我们要做好研究会明年换届工作,让我们相会在2017年,相聚在英雄的南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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